最近電視上討厭的政客總是用愛不愛台灣為題沒完沒了的爭執，我實在是很難理解，在談到全球化的同時為什麼還要搞這種國族認同的問題。如果我們的眼界已經提高到以世界為家，眼光就不該留在肚臍眼上打轉；如果我們認同自己的世界公民身分，就不可能以立足的土地為恥。因為這塊土地，跟我們自己都只是這個世界的一份子而已。
然而國家這件事情，實在是無可奈何的存在。墨子認為人與人不相愛是因為資源有限而慾望無窮；荀子認為人性本惡也是源自於希望佔有更多的資源；霍布斯則認為政府是人民自願交出部分的權利，所以要慎防有權者。其實中外的思想家早就已經看穿了國家跟政府的真面目。我們都只是交出了部份的權力，讓一個強而有力的強勢集團來保障自身可以在競爭的世界當中，得到相對富足的資源。
既然如此，人民選擇一個相對有力的政府來保障自身生存權利到底又有什麼錯誤呢？既然我們的政府對於愛護台灣文化的外國人青睞有加，那為什麼又不能夠好好正視一些來自於東南亞的外籍新娘的生存環境呢？如果說愛護自己的人民，為什麼又不能檢討為什麼有些人民寧可持有雙重國籍呢？如果這個社會的眼光只停留在先進國家的白人對我們的文化認同，無異於是必須要憑藉著認同「更高階」的文化族群來認同才能體認本身的價值，變相的吸收了白人至上的種族歧視而已。崇洋的心態，本質上是文化自輕，跟因為自卑而狂傲的民族情結，在根本上是一體的兩面。
無法認同自身文化的民族，眼睛就只能停留在自己的肚臍眼上打轉。在蝸牛角上自我分裂，爭執不休吧。
早期文學界是輕視張愛玲的，在戰亂的年代好像民族的英雄情結高於一切之上，小兒女的感情雖然能夠引起共鳴卻不受文壇的認可。直到夏志清為張愛玲平反之後，文壇驚嘆於她的聰慧。然而就我來說，張愛玲的文筆在當時無異於是道出了身為人對安逸的渴望。喜歡西餐，崇尚洋風，都只是對於西洋神話的安逸渴求。時至今日，我們大多數的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李斯雖然留給後世的是千古的罵名，卻也不得不承認是極有政治才華的奸臣。《薦逐客書》在國族認同，以及多國文化的融合早已經有了最好的解答。
